我在西安造飞机

  • 来源:讯媒
  • 2019-05-13
造过飞机的人很少,但玩过积木的人很多。简单地说,造飞机就相当于完成一项巨型“乐高”积木项目的研发和搭建工程。

钻进0.5米见方的翼盒内部,漆黑一片,操作人员打开头灯,蜷起身子,小心冀冀地举起风钻,“吱……”开始在淡绿色的铝合金机翼上钻孔。

新舟700(MA700)飞机的左右机翼对接,需要钻几百个孔,对接误差不能超过0.1毫米。“孔钻歪了,钻大了,这个机翼就直接报废了。”1992年出生的张兆璨是中航西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(以下简称“西飞民机”)的总装技术员,他的一项主要工作是编写飞机装配操作指令,告诉技术工人用什么工具,在何种条件下,以何种方式,完成哪些工作内容。“造飞机犯不起错误。”他说。

新舟700渲染图。 西飞民机供图

新舟700是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70座级涡桨支线客机,身长30.9米,翼吊两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,适用于800公里以内中短程支线运营。这一型飞机也是我国民用飞机“两干两支” (CR929、C919、ARJ21、MA700)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2013年新舟700项目正式立项,目前已经进入生产试制阶段,预计首架机将于今年9月总装下线,并开展首飞准备工作。

新舟700生产现场。西飞民机供图

“等部件都交付,我就能痛痛快快地干活了!” 张兆璨为此已经做了4年多的前期准备工作,马上就能大干一场了。

故障率为10-9的百万零件大“乐高”

造过飞机的人很少,但玩过积木的人很多。简单地说,造飞机就相当于完成一项巨型“乐高”积木项目的研发和搭建工程。

新舟700拥有数以百万计的零件。不难想象,挑战这个大“乐高”项目,是“痛并快乐着”。

民用飞机制造业被称为“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”。西飞民机青年领军人物、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孟凡涛告诉记者,“业内认为,民用航空产业对GDP的拉动作用是1∶80。如果向航空工业投入1万美元,10年后,航空工业及其相关产业能产出约80万美元的产值,同时,航空工业能为下游产业提供12倍于自身就业人数的新岗位。”

目前,世界飞机制造业通常采用“主制造商+供应商”模式,西飞民机制造新舟700也不例外。作为主制造商,西飞民机承担项目的设计、制造、研制组织实施和管理等核心工作,此外,还有超过500个供应商为飞机定制和提供各种系统、部件、原材料等。“飞机制造对下游产业拉动很大,比如,航空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很快,对各种先进材料需求旺盛,等等,那么配套的相关企业都会受益”。

然而欲戴皇冠,必承其重。造飞机的复杂和繁琐程度也登峰造极。

从飞机制造的整个流程来看,新舟700的打造大致可以分为立项论证、可行性论证、总体方案定义、初步设计、详细设计、生产试制、试飞取证、产业化等几大阶段。这短短两行字,浓缩的是数万人的心血。孟凡涛记得,公司上次进行校园招聘,就列出了气动、强度、结构、动力、飞控、电气等50多个专业的招聘清单。

时间走到2019年4月,这些人终于摸索到“生产试制”阶段,这意味着,4.5万张图纸、数以百万计的零件、总距离超过80公里的导线,等等,即将在他们手中变成一架完整的飞机。

除了复杂和繁琐,数以百万计的零件在紧密地排出漂亮的队形之后,还必须高效、安全地运转起来。“飞机的容错率非常低,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故障率不能高于10-9 。”人们无法接受飞机出故障,孟凡涛觉得,这是飞机制造者们“与生俱来”的压力。


“造飞机,就是各种矛盾的妥协”

西飞民机的另外一位青年领军人物、结构强度所副所长朱高尚对于安全的压力更有深刻的体会。他的工作是负责飞机结构设计和强度计算工作,也就是设计、搭建飞机的骨骼和皮肤,要“预计结构件到什么程度会破坏”。

朱高尚意味深长地告诉记者:“造飞机,就是各种矛盾的妥协。”

朱高尚的工作内容几乎永远处在自相矛盾之中。

“一方面,我们要保证结构的强度、刚度等满足要求,就会尽可能地增加材料。但另一方面,我们还要保证飞机的经济性,要轻,才能够有更多的载客量。”为了在各种矛盾中取得平衡点,从立项到现在,朱高尚和同事的日子就在结构形式论证、选材、参数优化和细节再优化的步骤中循环往复。

同时,飞机制造是一项高度集成、相互关联,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的工作。除了自相矛盾,众多专业之间也存在着数不清的矛盾,所有人都在寻找那个“使整体最优”的解决方案。

“就像走迷宫一样,走了很长时间,发现不了出口,看不到阳光。这样不行,那样也不行,我们就不停地摸索,去寻找阳光。”朱高尚说。

比如,在给重量不达标的主起落架主接头减重时,对于朱高尚来说,最“舒服”的做法是直接调整这一结构的连接方式来达到目的,这就要求改动主起落架主接头的位置。“但总体专业的人说你不能这么改,否则影响太大。”朱高尚平静地说,总体专业负责飞机的总体布置,每一次调整和改变都会带来大量的计算、评估工作,完成后再和我们一起讨论,不断优化,以达成目标。

“讨论方案,全部推翻,从头再来……” 经过数轮迭代,在首先满足强度、刚度、疲劳寿命、工艺要求等条件下,朱高尚所在的结构专业大妥协,总体专业小妥协,最终主起落架主接头的重量从112.3公斤降至86.5公斤。

百万零件在装配过程中出现的冲突、矛盾不计其数,之前的辛苦工作被推倒重来也是家常便饭。“我图纸都定了,你又让我改”“我这儿都设计的挺好的,你现在说要动”“飞机就这么大,这个地方到底是用来铺电缆还是铺管路”……

争论再所难免,但大家心中有一个共识:为了“整体最优”,“谁付出的成本最小,谁就妥协”。

在机身总装配过程中,张兆璨和同事们也经常“妥协”。最近,他们刚接下安装“三轴加速度计”的任务。

飞机在组装时,是先将小的零部件集成为机头、前机身、中机身、中机后机身、机身尾段、左右机翼和尾翼等几个大部件,然后将这些大部件都对接起来,再装备系统进行测试和试验。

而“三轴加速度计”是为黑匣子传输飞机姿态等重要数据的部件,位于飞机中间部位,要求安装精度极高。如果在机翼部件组装阶段来安装三轴加速度计,人员活动空间大,操作快捷,但精度有可能无法达标;如果在张兆璨所在的总装配阶段来装,操作空间逼仄,进度缓慢,成本颇高,但精度有保障,“问题是万一机翼段安装的不达标,我们修改的代价就太大了”。权衡之下,总装配专业的人员领下了这一重任。

“哪怕你已经连续妥协了10次,下次该你妥协,你也必须妥协。” 张兆璨和同事们都明白妥协的价值和意义。尽管经常发生技术争执,入职4年来,他从来没体会过“办公室政治”。“大家都是实干派,都是为了把飞机造好。”张兆璨直率地说。

“谁说的对,不是因为他是领导”

2013年新舟700立项那年,31岁的朱高尚当上了副所长,变成了管理者。但身处在崇尚科学的氛围里,他只追求以技术服人,不以地位压人。

“我经常和团队里的人说,谁说的对,不是因为他是领导,不是因为他资历深,不是因为他年龄大,咱们只讲科学。” 朱高尚说。

90后的张兆璨也因为各种技术问题和70后、80后争论过,和领导争论过,但他从来不怕有人给他“穿小鞋”。

“我们争论的时候都是说,你这么干将来飞机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,都是对事不对人。但凡能因为技术问题吵起来的,都是实干派,没人会记仇。” 张兆璨对这种企业文化很认同:“争论定下来就和好了,再开始解决下一个问题。”

但这里并不总是剑拔弩张,用张兆璨的话说,“也有其乐融融的时候”。每周五下午下班前后,大家就聚在一起“聊聊天、吹吹牛”。因为通常周末要加班,周五晚上便被选为了最放松的时刻。

加班也是这里的文化。西飞民机所在的西安阎良被称作中国的航空城,这里除了航空工业西安飞机工业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及西飞民机,还有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、中航工业试飞中心,以及其他与航空有关的配套、生产、服务、验证、集成企业。

中国民用飞机产业处在奋力追赶的状态之中,有时候,“加班”是这些航空人对抗艰难创新、无从参考和意外困难的唯一办法。

“骑自行车去单位几分钟就到了,经常一个电话,放下筷子就去加班了。” 孟凡涛在这里工作了16年,他觉得,个人和单位之间的得失早已算不清楚了。

“我们这儿人情味很重,平常加班是加班,但是谁家里有事,比如老人病重需要陪护,单位就会安排人帮忙轮流守夜;有的年轻人结婚没有亲人在这边,单位就会出面给办婚礼,酒店、车辆、迎来送往都给安排好。”

阎良仿佛有一套自己的运转模式。

张兆璨喜欢阎良的“纯粹”,孟凡涛说这里是搞技术的人的“乐园”,朱高尚形容这里是“地方很封闭,思想不封闭”。

这里上、下班吹号,几万人穿一样的工作服,除了飞机,似乎一切都像水一样安然、平淡。张兆璨大学毕业找工作时来这里考察,“走在西飞大门前的马路上,我一看就喜欢上了这儿,我可能有点像陶渊明”。

虽然张兆璨喜欢平淡的日常生活,却向往一种不凡的人生。

“多少人有机会在中国的航空史上记下一笔?” 他在电话里几乎喊起来了:“年轻人要么挣钱,要么就去实现理想。发财在这里就不要想了,但多少年之后的某一天,我可以自豪地说,中国的新一代高速涡桨支线客机是我造的,在新舟700第一张零件图还没发的时候我就来了!”

“满怀期待!” 张兆璨说话经常自带感叹号。看着飞机一点点组装起来,他说:“我已经开始有成就感了!”


声明:本站部分内容来源于合作媒体、企业机构、网友提供和互联网的公开资料等,仅供参考。讯媒对站内所有资讯的内容、观点保持中立,不对内容的准确性、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。如果有侵权等问题,请及时联系我们,我们将在收到通知后第一时间妥善处理该部分内容。

相关评论

在线客服
微信扫一扫
返回顶部